戰爭論

第一章 什么是战争
一、引言

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
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

二、定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战争的要素一一搏斗。
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
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荒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二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F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
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
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
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
这个目标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官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三、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
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
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问题必须这样来看。
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
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
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
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
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
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
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
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
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第一种相互作用）

四、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
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
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须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
这样,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双方都要考虑的。
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
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
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
（第二种相互作用）

五、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
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概略的估计。
假定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
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第三种相互作用）

六、在现实中的修正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
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趋向极端,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
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数,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
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

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
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作战的这一方同那一方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而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
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
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这样：

（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

（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什么影响。

七、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

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就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数,也不是抽象的。
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
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
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
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

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的看法如下。

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
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
这样,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
然而,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使这些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
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它的延长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因此,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因而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的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
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

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
其次,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
因此,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均

第二章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了战争的复杂而多变的性质以后，现在再来研究战争的性质对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有什么影响。

如果首先问一下，整个战争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合适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目标正如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的具体条件一样，也是多变的。

如果还是先从战争的纯概念淡起，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
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虽然打垮敌人这个目的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在许多场合所追求的目的同它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在现实中探讨打垮敌人这个目的。

以后我们在《战争计划》一篇中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叫做使敌国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先弄清楚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可以概括其他一切对象的总的对象。
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
顺便说明一平，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人军队，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否则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但是，即使以上两点都做到了，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国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
因为，即使我们完全占领了敌人的国士，敌人在他的国内或在盟国支持下仍有可能重新起来斗争。
当然这种情况在和约签订以后也是可能发生的(这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完全解决问题和彻底结束的)，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很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紧张就会趋于缓和，因为一切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目的就算达到，战争就算结束了。

上述三个对象中，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所以按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消灭敌人的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通过这两方面的胜利以及我们在当时所处的态势，才有可能迫使敌人媾和。
通常，消灭敌人军队是逐步实现的，随此而来的占领敌人国土也同样是逐步实现的。
这两者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地区的丧失反过来又会使军队受到削弱。
但是上述顺序不是绝对的，因此也并非总是如此。
有时敌人的军队可能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就已退到国士的另一边，甚至完全退到国外。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占领敌人国土的大部，甚至全部。

然而，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战争的目的，即实现政治目的的、包括其他一切手段的最后手段，在现实中决不是到处都有它的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
事实上，在许多和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的破坏。
不仅如此，只要观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概念中推出来的目的所以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实战争，那是因为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
假定战争真的象纯概念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不合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了，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
而在欧洲今天的社会状态下，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物质力量的差距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所以看到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是因为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

在现实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
一是获胜的可能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的那样，整个战争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它必须依靠概然性的计算，而且产生战争的条件越使战争适于概然性的计算，进行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情况就越是如此。
既然是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概然性的计算也能够使人们产生媾和的想法了。
因此，战争并不一定要一方被打垮才结束。
，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动机很弱、局势很不紧张的情况下，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几乎看不出的可能性，就足以使不利的一方让步。
如果另一方事先已经看到这一点，那么他当然会去努力实现这种可能性，不会首先去寻找并走土彻底打垮敌人这条弯路了。

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是否媾和的决心更有影响，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
这里所说的牺牲，不仅是指牺牲规模的大小，而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必然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由此可见，在一方不能使另一方完全无力抵抗的战争中，双方是否希望媾和，这是随获胜可能性协大小和需要消耗力量的多少而变化的。
如果双方同样希望媾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得到折衷的解决。
当一方希望媾和较迫切，另一方媾和的想法就可以少一些，只要双方希望媾和的想法合在一起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就会媾和。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媾和想法较少的一方当然比较有利。

我们在这里有意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性质的消极性质在行动中必然引起的差别。
纵然这种差别象以后要谈到的那样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能作比较一般的论述，因为最初的政治意图在战争过程中可能变化很大，最后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这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取决于已得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
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
但是这两种方法用于增大获胜可能性时和用于打垮敌人时是不尽相同的。
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到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足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敌人军队就够了。
同样的，当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时，占领敌人地区作为另一种手段也是不同的。
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军队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垮敌人，而且我们确信敌人并不寻求流血决战，而是害怕流血决战，那么，占领敌人防御薄弱的或完全没有防御的地区这件事本身就能带来利益。
如果利益很大，足以使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担忧，那么占领敌人地区也可以看作是达到媾和的捷径。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
既然有些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为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哪些方法才能增大敌人力量的消耗，也就是使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敌人力量的消耗包括军队的消耗和地区的丧失，即军队被我们消灭和地区被我们占领。

同样是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它们在目的是增大敌人消耗的场合的作用同在达到其他目的的场合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只要仔细研究下就可以明白。
这种差别在大多数场合下可能是很小的，但我们不应该因而受到迷惑，因为在现实中当动机十分微弱时，即使最微小的差别也往往对使用力量的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用其他方法达到目标也是可能的，这里既没有什么矛盾，也不是不合情理，更不是什么错误。

除上述.两种方法以外，还有另外三种能够直接增大敌人力量消耗的特殊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入侵，也就是夺取敌人的某些地方，但并不想占领它，而只想在这里索取军税，乃至加以破坏。
这时，入侵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也不是打垮敌人的军队，而只是一般地使敌人遭受损失。
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增大敌人损失的对象上。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军队有两种用法，一种在目的是打垮敌人时比较有效，另一种在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或不能打垮敌人时

第三章 军事天才
在任何一项专门活动中，要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
如果这些禀赋很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就称为天才。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才这个词的涵义非常广泛，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涵义来阐明它的实质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既不自命为哲学家，也不自命为语言学家，所以，可以按语言上的习惯，把天才理解为擅长某种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才这个概念的涵义，我们想略微谈一谈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和价值。
但是我们不能只谈具有高超的才能而被称为天才的人，即不能只谈一般所说的天才，因为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限。
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是这些精神力量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综合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表现看作是军事天才的实质。
我们所以说综合的表现，因为军事天才并不仅仅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某一种力量，如勇气，而不包括智力和感情方面的其他力量，或者说其他力量在战争中不起作用。
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可能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应起阻碍的作用。

如果要求每个军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军事天才，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太少了。
正因为军事天才是指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在需要多方面发挥和培养精神力量的民族中，很少会出现军事天才。
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就必然出现得越多。
然而，这只能使军事天才出现得很广泛，但不能使出现的天才很高，因为军事天才的高低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的水平。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尚武精神在这些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得多，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个能打仗的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当兵打仗只是迫不得已，决不是内心情愿。
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个真正伟大的统帅，可以称之为军事天才的也极少，因为这需要智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在野蛮民族中智力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
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好战的倾向，他们越是具有这种倾向，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人就越多。
在这样的民族中，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结合在一起，因此最辉煌的战绩总是在他们那里出现，罗马人和法国人就是例证。
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以作战闻名的其他民族中，最伟大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得较高的时期出现的。

这一点就已说明，智力在较高的军事天才中起多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一种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面前都敢于负责的勇气。
在这里所谈的只是第一种。

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
第一种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这样，还是由于不怕死的缘故，或是习惯养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勇气都可看作是一种恒态。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种恒态，而是一种情绪的激动，是一种感情。

显然，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
第一种勇气比较稳定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丧失，第二种勇气则往往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顽强主要属于第一种勇气的范围，大胆主要属于第二种勇气的范围;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常常会使理智昏迷。
，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完善的勇气。

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
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管是天赋的还是锻炼出来的)。
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只要有健全的智力的引导，就是有力的作战工具，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所常见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
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象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象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
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由于各种情报和估计的不可靠，以及偶然性的不断出现，指挥官在战争中会不断发现情况与原来预期的不同，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同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会因而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完全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就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
但是这时往往缺少必需的材料，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决心，人们没有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常常连仔细思考的时间也没有。
但更为常见的是:我们对某些想法的修改和对已发生的某些意外事件的了解，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我们的计划，只是动摇了我们对计划的信心。
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实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了。
因为我们对这些情况的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它们的冲击，我们的精神就不得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
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在战争中，首先和最引人注意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尤其是这样。
因此，迅速而准确地定下决心，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而得到了眼力这千只表示准确的目测能力的名称。
许多军事学家也是以这个局限的涵义给它宇定义的。
但是不能否认，在行动瞬间所作出的一切准确决定，如正确地判明攻击点等，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
因此，所谓眼力不仅是指视力，更多的是指洞察力。
固然，这个词和官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多半用在战术上，但在战略上也时常需要迅速定下决心，所以也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从这一概念中除去由这个名称带来的过分形象的成分和狭隘的意义，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完全不能辨别，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辨别。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性格上的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种习性。
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的勇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
这种勇气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通常称为有智之勇，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智力的表现，它仍然是感情的表现。
单纯的智力还不等于勇气，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极聪明的人常常并不果断。
所以，智力首先必须激起勇气这种感情，以便有所依靠和得到支持旦因为在紧急的时刻，人们受感情的支配比受思想的支配更多些。

在这里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消除疑虑的苦恼和迟疑的危险。
固然，根据不严谨的语言习惯，单纯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也可以叫做果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那就没有理由再说他是否果断了，因为再那样说，就是臆测他人之心，武断地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这里能谈的只是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致那样迂腐，因为语言习惯上有些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想消除一些无理的非难罢了。

这种能够消除疑虑的果断，只有通过智力，而且只有通过智力的干种特殊活动才能产生。
我们认为，较高的理解力和必要的感情的简单结合，往往还不能产生果断.有些人虽然有看透最复杂的问题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承受重担的勇气，但是在许多困难的场合却不能当机立断。
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解力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因此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
只有通过智力的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而决心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
能够使感情坚强的人产生果断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它通过对动摇和迟疑的害怕心理来战胜任何其他害怕心理。
因此，据我们看来，智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
他们在困难的场合也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行动，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了。
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平均的结果才能说明有无军事天才。
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因为据他了解，有些果断的骠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指善于深思默想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而有这样智力活动的人，与其说是才华出众的人，不如说是坚强的人。
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地位较低时曾表现得非常果断，而当地位较高时却不果断了。
他们虽然想要定下决心，可是又意识到错误的决心所包含的危险，而且因为他们不熟悉自己面临的新事物，所以他们的智力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他们越认识到自己陷于犹豫不决的危险，越习惯于不迟疑地行动，就越畏缩不前。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的时候，自然就得谈谈和它们相类似的机智。
在象战争这样充满意外事件的领域中，机智必然会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能够出色地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
人们钦佩机智，因为它不仅能对意外的质问作出恰当的回答，而且能对突然的危险迅速想出救急的办法。
这种回答和这种办法，只要求它们恰当，并不要求它们是不平常的，因为，同一个回答或亦法，当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看来可能是平常的，因而给人的印象是平淡的，但当它是敏捷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时，却能令人钦佩。
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办法的能力。

人的这种可贵的素质，主要是来自他智力方面的特性，还是主要来自他感情上的镇静，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没有。
对意外质问的恰当的回答主要是聪明头脑的产物，而应付突然危险的恰当办法则首先以感情的镇静为前提。

现在，如果综观一下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气氛中确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
我们发现，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导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
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
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彼此多么近似，它们总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比较精确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为了使观念明确，必须指出，足以激发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的压力、负担或阻力(不管叫法如何)，只有极少一部分是直接来自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
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指挥官的，最先只是他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活动。
假使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个人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

第四章 战争中的危险
当人们在没有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象得不是怎样可怕的，而是吸引人的。
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向敌人，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在瞬间把眼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的魔掌；
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荣誉的美果伸手可得的时候，难道这是困难的吗？这并不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不是困难的。
但是，这个瞬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象脉搏一跳，而是象吃药那样，必须有一段时间把它冲淡和融化开，而且，我们说，就是这样的瞬间也是很少的。

让我们陪同没有主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
当我们向战场接近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
炮弹开始在我们身前身后不远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
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弹不断地爆炸，这样，严肃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的天真的幻想。
忽然间，一个熟人倒下去了一颗榴弹落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感到不十分平静和镇定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
我们再向前进，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几乎象戏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
这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就更加使人心神不定了。
我们再从师长的所在地来到旅长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很有胆量的旅长，小心翼翼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术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
榴锻弹纷纷落在房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同时不断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
我们再向前走，来到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火力战的步兵部队。
这里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耳边、头上、胸前掠过。
此外，由于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跳动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初来人在接触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危险时，没有不感到思考之光在这里同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在这里，它通过不同的公质运动并产生不同的折射。
一个人在接触到这些最初的印象时，如果能够不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必然是气个非凡的人。
固然，习惯可以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无所谓了(这种无所谓的心情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
但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完全泰然自若。
由此可见，一个人只具有普通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
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一切活动要想取得在室内活动时看来是一般的效果，人们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战争中的危险是战争中的一种阻力，对它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使认识符合真理所必需的，因此我们才在这里提到这一问题。

第五章 战争中的劳累
如果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术或渴热难当、饥饿难忍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少了。
但是，这些判断至少在主观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切地反映了判断者与被判断事物的关系。
当我们看到，不幸事件的目睹者，特别是当他还身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消极悲观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会理解这点了。
我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劳累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在判断劳累时应受到多大的重视。

在战争中，有许多事物是无法严格规定出它们的使用限度的，其中尤其是体力。
如果体力不被滥用，那么它是一切力量的系数，而且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指出人体究竟能经受多大的劳累。
值得注意的是，正象只有弓箭手的强大的臂力才能把弓弦拉得更紧一样，在战争中，只有坚强的指挥官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
例如，一支军队在大败之后陷于危险之中，好象正在倒塌的墙一样濒于土崩瓦解，只有忍受极大的劳累才能脱险，这是一回事；
一支胜利的军队在自豪感的鼓舞下，能受统帅随心所欲的指挥，这又是一回事。
同样是忍受劳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至多能引起同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必然使我们钦佩，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更为困难。

这样，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出，劳累是暗中束缚智力活动和消磨感情力量的许多因素之一。

虽然这里所谈的本来只是统帅要求军队和指挥官要求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是否敢于要求和善于要求军队和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但是关于他们本人的劳累的问题也不应忽视。
我们对战争认真地分析到这一点以后，对剩下的这一次要问题的重要性也必须加以注意。

我们在这里特别谈到劳累的问题，是因为它象危险一样，也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它很象弹性物体，大家知道，弹性物体的阻力是很难计算的。

为了避免滥用上述论点，避免过份强调战争中的各种困难条件，我们天生有一种指导判断的感觉。
正如一个人受到诽谤和侮辱时，提到他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当他成功地驳斥了或反击了这种诽谤以后，提到他的弱点倒很有好处一样，任何一位统帅和任何一支军队用描绘危险、困难和劳累的办法是消除不了可耻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的，但在胜利时，这些危险、困难和劳累却能无限地增加他们的光彩。
由此可见，我们的感觉阻止我们得出我们的判断容易得出的表面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更高的判断。

第六章 战争中的情报
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
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了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
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
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
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
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以前在室内拟定最初的计划的时候，辨别情报的困难已经不小，而在纷乱杂沓的战争情况下，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无限地增大了。
如果这些情报互相矛盾，是非难分，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
对没有经验的指挥官来说，更糟糕的是情况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情报支持、证实或补充另一个情报，图画上在不断增加新的色彩，最后，他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虚假的、夸大了的和错误的等等。
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是假的，而且人们的胆怯使情报的虚假性和不真实性变得更大了。
通常，人们容易相信坏的，不容易相信好的，而且容易把坏的作某些夸大。
以这种方式传来的危险的消息尽管象海浪一样会消失下去，但也会象海浪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常常重新出现。
指挥官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象屹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谁要是天生不乐观，或是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和判断力不强，那么他最好遵循这样一条规则:强迫自己，也就是说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
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
如果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由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而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不得不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
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
他们总认为实际情况羌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当他们又听信别人的意见自惆才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
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
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
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自己原来的信念才能最后得到证实。
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第七章 战争中的阻力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不能理解，常说的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起什么作用。
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么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
但是，当他们经历过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不过要说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看不见而又到处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
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
假定有一个旅行者想在傍晚以前赶完一天旅程的最后两站路，这只不过是骑着驿马在宽敞的大道上走四五小时的一件小事而已。
可是，当他到达第一站时，找不到马或者找不到好马，前面又是山地，道路很坏，天也逐渐黑下来了。
当他经历了许多艰苦到达了下一站，并且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他就感到很满意了。
同样，在战争中，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进行得不理想，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
只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能克服这些阻力，粉碎各种障碍，当然机器也就受到很大的损伤。
这一结论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
将帅的坚强意志，就象城市主要街道汇集点上的方尖碑一样，在军事艺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
军事机器，即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基本上都很简单，因此看来也是容易使用的。
但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其中每个人在各个面产生各自的阻力。
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既然营是通过纪律结成整体的，而营长又必然是公认的勤勉的人，那么，全营行动

第八章 结束语
我们所说的危险、劳累、情报和阻力，是构成战争气氛的因素，是妨碍一切活动的介质。
这些因素按其所起的妨碍作用来看，又可以包括在阻力这个总的概念之内。
有没有减轻这种阻力的润滑油呢?
有，只有一种，而且它不是统帅和军队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军队的战争锻炼。

锻炼使身体能忍受巨大的劳累，使精神能承担极大的危险，使剪断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
通过锻炼就会获得一种宝贵的晶质——沉着，它是下至士兵上至师长所必需具备的，它能减少统帅在行动中的困难。

当人们进入黑暗的房间里，他们的瞌孔会扩大，眼睛会吸收仅有的微弱光线，逐渐辨认出各种东西，最后看得十分清楚，一个经过锻炼的士兵在战争中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而新兵，只会感到漆黑一团。

战争锻炼是任何一个统帅都不能赐给他的军队的，平时的演习所能补救的总要差一些。
当然，所谓差一些，是同实战经验相比，而不是同以训练机械的技巧为目的的军队的操练相比。
如果在平时的演习中安排一部分上述的阻力，使每个指挥官的判断力、思考力甚至果断得到锻炼，那么这种演习的价值比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特别重要的是它能使军人——无论哪一级军人，都不致到战争中才第一次看到那些他们初次看到时会惊慌失措的现象。
这些现象他们只要在战前看到过一次，就可以熟悉一半。
甚至忍受劳累的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的锻炼，不仅能使肉体，更主要的是能使精神习惯于劳累。
在战争中，新兵很容易把不寻常的劳累看成是整个指挥的严重缺点、错误和束手无策的结果，因而会倍加沮丧。
如果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有了这方面的锻炼，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在平时获得战争锻炼的另一种办法是招聘有战争经验的外国军官，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很广泛地采用，但却是极为重要的。
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从其他各洲来看，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此，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应该经常设法从那些有战争的国家里招聘一些军官（当然只是那些优秀的军官），或者派自己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熟悉战争。

虽然同整个军队比较起来这些军官显得人数极少，但他们的影响却很显著。
他们的经验、精神上的特征和性格上的修养对他们的部下和同僚都会发生影响。
此外，即使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也仍然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熟悉某一地区情况的人，在许多具体场合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

第一章 军事艺术的区分
战争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斗争，因为在广义上称为战争的复杂活动中，唯有斗争是产生效果的要素。
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而喻，在这里不能忽视精神力量，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斗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作了一些专门的发明，以便在斗争中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
因此斗争起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不管斗争怎样变化，它的概念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它仍然是构成战争的最本质的东西。

这些发明首先是斗争者的武器和装备。
武器和装备必须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制造好，并为斗争者熟悉和掌握。
武器和装备必须适合斗争的性质，因而是由斗争决定的。
但是很明显，制造、熟悉和掌握武器装备的活动同斗争本身是两回事，只是斗争的准备，还不是斗争的实施。
显然，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在斗争这个概念之内，因为赤手空拳的搏斗也是斗争。

斗争决定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又改变斗争的形式，因此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

但是斗争本身仍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活动，而且因为它是在十分独特的条件中即危险中进行的，所以就更为独特。

因此，这里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区别开来。
我们知道，在某一活动领域中极有才干的人，在别的活动领域中却往往是最无用的书呆子，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把这两种活动区别开来的实际意义了。

如果把装备好了的军队看作是现成的手段，只要了解其主要效能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那么，在研究时把这两种活动区分开来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由此可见，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
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就理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来说，区分这两种活动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不难看出，如果军事艺术必须从军队的建立谈起，并根据它所规定的军队来制定战法，那么，这种军事艺术只有在现有的军队恰恰同这种军事艺术所规定的军队相一致的少数场合才适用。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大多数场合都能适用、在任何场合都不致完全无用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以一般的战斗手段为根据，而且只能以它们的最主要的效能为根据。

由此可见，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
如果斗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它作进一步的区分了。
可是，斗争是由若干本身完整的单个行动组成的。
象在第一篇第一章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把这些行动称为战斗，它们是斗争的单位。
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那就是这些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以及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
前者是战术，后者是战略。

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即使不十分清楚这样区分的理由，也能相当清楚地知道某些现象应该列入战术还是应该列入战略。
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
我们探讨了这种道理，而且可以说，正是大多数人都采用这样的区分，才使我们找到了这个道理。
与此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

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单个的或单独的战斗的概念，以及根据什么条件来确定这一单位，在以后比较详细地研究战斗时，才能完全说清楚。
现在我们只能说明:就空间而言，也就是就同时进行的几个战斗而言，一个战平的范围正是个人命令所达到的范围；
就时间而言，也就是就连续进行的几次战斗而言，一次战斗的持续时间应以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的危机完全过去为界限。
这里可能出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情况，也就是说，有时若干战斗也可看成是一个战斗，但决不能根据这一点否定我们这样区分的理由，因为一切现实事物的类别总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才形成的，我们这种区分也不例外。
因此，即使观点不变，也一定会有一些活动既可以列入战略范畴，也可以列入战术范畴。
把军队象警戒线那样疏开地配置和某些渡河的部署等就是这样。

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而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
但是，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但是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同它的关系较疏远。
所有这些活动都与维持军队有关。
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

第二章 关于战争理论
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以前，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
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
在这里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
这一切同斗争本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差别。
至于在危险的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还都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作战方法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的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为标志的。
智力活动在这里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
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接触到这个方面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的规定。
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到通过编成和战斗队形而成为一部自动机器、命令一下就象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

真正的作战方法只是在谈剔的问题时谈到的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自由地(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只能依靠天赋，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
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的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多半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地谈到的。

对战争事件的种种看法引起了建立理论的要求

各种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必然是人们所厌恶的。

建立死板的理论的努力

因此，人们就努力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
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
正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那些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
他们企图象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出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
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
至于其他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所以是可以不加考虑的。
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军队的给养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
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这一点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是那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地

还有位才子曾企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概括起来。
最初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尔后又用基地的大小(宽度)来代替基地，最后，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
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毫无价值的。
只要考虑到上述概念的替换每一次都不能不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不能不漏掉前一概念的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了。
基地这个概念对战略来说确实是需要的。
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
但是象上面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必然会得出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把这位理论家引到极端荒谬的方向上去，以致过分强调包围作用。

内线

后来，与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
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都应加以批驳

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它们的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完全是无用的。

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
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但战争却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些理论把天才排斥在规则之外

这些片面而贫乏的理论把它们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都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理睬它们，甚至嘲笑它们，那些必须在这些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
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理论——研究精神因素就会遇到困难

任何理论~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
在建筑术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
但是，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
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
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呀!

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

但是，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
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都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刻也往往是不同的。
战争中到处都有危险，一切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
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好比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到达大脑。

但是，毫无疑问，通过经验就可以看出，精神因素肯定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迫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
任何人都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
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并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
理论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必然的来源。
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

为了弄清作战理论中的困难，并且根据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敌对感情——

第一个特点是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是，在我们称为战争的现代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感情往往表现为敌对意图，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通常没有敌对感情。
尽管如此，决不是不存在敌对感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意，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即使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感情，在斗争中也会燃起敌对感情。
这是因为:任何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都会使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以前，先向他本人进行报复。
说这是人性也好，动物本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
人们在理论上非常习惯于把斗争看成是抽象的、没有任何感情成分的力量的较量，这是理论由于没有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而有意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

除了斗争中所特有的上述感情以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等，它们在本质上不属于上述感情，但同上述感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很容易和它们结合在一起。

危险的影响——

勇气——

斗争总是有危险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在危险中进行，正象鸟必然在空中飞翔，鱼必然在水里

第三章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用词尚未统一——

能力和知识。
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是科学，以培养能力为目的的是技术——

人们似乎至今还没有决定，究竟采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还是采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问题是很简单的。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知识和能力是不同的。
两者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本来是不易混淆的。
能力本来不能写在书本上，因此技术也不应该作为书名。
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掌握某种技术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可能是几门独立的科学)，叫做技术理论，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为技术，因此必然会采用这样的区分，把凡是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的都叫做技术，如建筑术，把凡是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都叫做科学，如数学、天文学。
在任何技术理论中都可能包含某几门独立的科学，这是不言而喻和无可置疑的。
但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科学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技术，例如在数学中，算术和代数的应用就是技术，不过这还远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
这是因为，虽然从人类知识的总和来看知识和能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它们就很难截然分开了。

把认识和判断分开是困难的——

军事艺术——

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
当逻辑学者划一条横线，表示前提（即认识的结果）已经结束，判断从此开始时，能力即开始起作用。
不仅如此，甚至通过智力的认识也是判断，因而也是

第四章 方法主义
为了要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方法和方法主义的概念，我们必须概略地观察一下支配一切行动的那套逻辑层次（这象一级级的政府机构一样)。

法则：
这一始于认识和行动都同样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就词义来讲，显然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武断，性，但是它却恰好表达了我们和外界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
对认识来说，法则表明事物同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对意志来说，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与命令和禁令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
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但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没有法则那样死板固定。
当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不能纳入法则这种死板固定的形这时，运用原则就可以使判断有较多的自由。
因为在原则不能适用的场合，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问题，所以，原则实际上只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如果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因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客观的;如果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称为座右铭。

规则：
常常被理解为法则，但是却和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因为，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
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可以有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意义上讲，规则还是根据外露的个别特征去认识深藏的真理并确定完全符合这一真理的行动准则的手段。
所有赌博的秘诀和数学上的简便法等就是这一类的规则。

细则和守则：
也是对行动的规定，它涉及的是一些更细小、更具体的情况，这些情况太多而且过于琐碎，不值得为它们建立一般性的法则。

最后，还有方法和方法主义。
方法是从许多可能的办法中选择出来的一种常用的办法，方法主义则是根据方法、而不是根据一般原则或个别细则来决定行动。
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各种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如此。

因而，相同的部分至少应该尽可能多些，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
因此，方法主义不是以个别的情况为前提，而是根据各种相似情况的概然性提出一种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
如果以同样形式反复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最后，就几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很有规律的，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那么错综复杂，所以，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用。
凡是能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词来表达的，如果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词，那就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
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个概念对行动来说也是不造用的，因为在这里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复杂，所以普遍得足以称为法则的规定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想使作战理论成为固定的条文，那么原则、规则、细则和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在国定的条文中真理只能以这种结晶的形式出现。

在作战方法中，战术理论最可能成为固定的条文，因此，上述概念在战术中也最为常见。
非不得已，不得用骑兵攻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
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以前，不得使用火器；
战斗中要尽量节约

第五章 批判
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
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重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经常反复的应用，会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
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
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
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
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
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
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
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象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
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
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
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
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
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
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桦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
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
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
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
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
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
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
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
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
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
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而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
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

又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者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
两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
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
理论上所以作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仲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不能有条不紊地和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
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如果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象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容易的。
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可以随意地这样做了。
但是，象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
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了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臼的进行探讨，一置到目的的必要性没有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
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
即直接导致娟和的目的为止。
很明显，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
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抛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开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其他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
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不得不作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词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以前迫使他决战。
如果只从直接的目前来看，那么手段是选得很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
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
他可以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
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进行批判，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
因为假如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复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遇到失败。
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定拿破伦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知道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了。
至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就是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了。
因为，如果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以看作是最终目的。
如果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为止。
如果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那么就必须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国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辽阔的腹地继续后退，那么情况又将怎样呢?
很明显，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呢?
是想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消灭或打垮这个强国呢，还是仅仅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
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可能选择其中的哪一个。
假定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使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较小的希望。
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缘故。
这个和约除了使奥国丧失一些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

第六章 关于史例
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
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
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叙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
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把《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怎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不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
因此，我们认为注意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是很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
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
而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仅仅根据手段的性质，决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而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一千叹，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但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
而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精神作用也是我们应该探讨的，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
在中世纪，当火器刚刚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F它的物质作用自然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
要想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些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讨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
人们单凭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
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乱的军队，如鞑靼人的、哥萨克人的和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就是这样。
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
这一方面是由于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
如果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极为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反复使用。
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可能流行一时。
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有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不加以论证。

但是，如果要引用经验来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作证明。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运用，那么很容易发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

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
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根本不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可以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以帮助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在一般地叙述一种思想时不可能把这些情况完全包括进去。
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区别。
上述两种情况是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则是用作证明。

第三、用史实可以证明自己的论点。
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够了。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某一史实或列举若干史实可以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

作第一种使用时，大多只要简单地提出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
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耍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未尝不

第一章 战略
战略

可能的战斗由于有效果因而应该看作是实际的战斗

战斗的双重目的

实例

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已经确定了。
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
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
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极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
所有这一切，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
因此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
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始终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
以往战略通常由内阁掌握而不由军队掌握，这就是证明。
但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原则或规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多少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备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干切。
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但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新发现的行动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
我们应该赞赏的是，在总的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恰好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那么无比的协调。

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看不到这种协调，就容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太多地听到评论辛苦过分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觉得可笑。
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迁回运动，在这里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怪论吗?

更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
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比较困难。
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同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
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大小具体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
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
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外，还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
因此，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者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同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定下重要的决心要有更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
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非常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止住不断产生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
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很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异议和意见，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
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

第二章 战略要素
我们可以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适当地区分为以下几类: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字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
精神素质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属于第一类;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是有计算价值的)属于第三类;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属于第五类。
为了使概念明确，并且一眼就能判定各类要素的价值大小，把这些要素分别加以考察是有好处的，因为分别加以考察时，某些要素虚假的重要性就自行消失了。
例如，作战基地即使只是作战线的状况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形式中，作战基地的价值仍然与其说是由作战线构成的角这个几何要素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作战线所通过的道路和地区的状况决定的，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这些要素在军事行动中大多是错综复杂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战略，那么，这将是一种最不幸的想法。
他必然会在脱离实际的分析中迷失道路，就象在梦中从抽象的桥墩向现实世界架桥一样，必然会徒劳无益。
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有哪个理论家作这样的开端。
我们决不想离开整个现象世界，也决不想使我们的分析超过读者对我们的思想所能理解的程度。
我们的思想并不是从抽象研究中得来的，而是从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中得来的。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们应该再来谈谈第二篇第三章谈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它们同推动和支配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
遗憾的是在一切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为数字，也不能分成等级，只能看到或感觉到。

军队的武德、统帅的才能和政府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其他精神素质，作战地区的民心，一次胜利或失败引起的精神作用，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我们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也可能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在书本里很难或者根本不能予以论述，但它们仍然象构成战争的其他对象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
必须再说一遍:如果有人墨守成规，把一切精神要素都排除在规则和原则之外，一遇到精神要素，就把它作为例外，并把这种例外"科学地"规定下来，把它说成是规则，或者，有人求助于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仅是为愚人写的，而且它本身也必然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

军事艺术的理论，即使只能让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只能说明对这些精神要素作充分估价和考虑的必要性，它就已经把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的领域了。
而且，只要人们明确了这些观点，也就给那些企图在理论的法庭上只用物质力量的关系为自己辩护的人预先作了判决。

而且，即使为了建立所谓的规则，理论也不应该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外，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
理论为物质力量制订每条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比重，否则，规则就会变成绝对的条文，有时显得小心翼翼而局限性很大，有时又显得专断而过于宽泛。
甚至完全不想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论，也必须会不知不觉地涉及精神要素，因为不考虑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都根本得不到说明，例如胜利的作用就是如此。
因此，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结果，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结果，而且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历史最能证明精神要素的价值和它们的惊人的作用，这正是统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宝贵、最纯真的精神养料。
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同理论阐述、批判地探讨和学术研究相反，各种感受、总的印象和一时的灵感更能播下智慧的种子，结下精神的果实。

我们本来可以详尽地考察战争中的各种最主要的精神现象，并且象勤勉的讲师那样仔细地探讨每一种精神现象的利弊。
但是，这样做就会很容易地陷入一般和平庸的境地，在分析过程中容易忽视实质，不知不觉地只注意那些人所共知的东西。
因此，我们在这里宁愿采用不全面的和不完整的叙述方法，使大家一般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论点的精神实质。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
这几种主要的精神力量中哪一种价值较大，任何人都不能笼统地加以确定，因为要指出它们各自的价值就已经很困难了，要比较它们价值的大小，那就更加困难了。
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都不要轻视。
但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却总是有些古怪地左右摇摆，时而轻视这一方面，时而又轻视那一方面。
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用充分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三种精神力量的明显的作用。

的确，现代欧洲各国军队在技能和训练方面差不多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作战方法也变成了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所通用的方法，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得到了这样自然的发展，以致不可能期待统帅运用什么个人特有的手段(例如象腓特烈二世运用斜形战斗队形那样)。
因此不容否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民族精神和战争锻炼有着更大的作用。
这种情况经过较长的和平时期可能会有改变。
军队的民族精神(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在山地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自上而下直至每个士兵都必须独立活动。
因此，山地是民众武装最合适的战场。

军队的熟练的技能和经过锻炼的勇敢精神(它使军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象一块熔合的金属一样)，在开阔的平原上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统帅的才能在复杂的地形上和丘陵地上最能发挥作用。
在山地，统帅很少指挥单独的部队，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及；
而在开阔的平原上，指挥军队又过于简单，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应该考虑上述这些明显的关系。

第五章 军队的武德
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
勇敢固然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军人的勇敢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敢，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也可以通过锻炼和训练培养出来。
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
对战争事业的热情，虽然能使武德增添生命力，使武德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并不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管它涉及的方面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加这个事业，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是不同的。
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

因此，不管人们多么煞费苦心地设想一个人可以培养成既是公民又是军人，不管人们如何把战争想象得具有全民的性质，不管人们认为战争的发展同以前佣兵队长时期多么不同，他们仍然不能抹煞战争这种事业的特殊性。
既然如此，从事战争的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永远会把同自己一起从事战争的人看成是一个团体，而战争的精神要素，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固定起来的。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
因此，在我们坚决主张从最高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时候，如果轻视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具有的这种团体精神，那是很不正确的。
在我们所说的武德中，这种团体精神好象是把起作用的各种精神力量粘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组成武德的那些晶体，要依靠这种团体精神才能比较容易地凝结起来。

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为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能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象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作是致胜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唯一的简短信条，因而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
但是，即使没有这种

第六章 胆量
为了指出理论不能为了制定法则而限制胆量的作用，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那一章中曾经谈过，胆量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中(在这里胆量同小心谨慎是对立的)占怎样的地位和起怎样的作用。
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这种可贵的力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
实际上，胆量如果不是在战争中，还会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里更有它的地位呢?

对军人来说?
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应该承认，胆量在战争中甚至还占有特别优先的地位。
在战争中，除了对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计算以外，胆量也起一定的作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对方时，他的胆量就因为对方怯懦而发挥了作用。
因而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
这一点甚至在哲学上也是不难证明的。
有胆量的人每当遇到怯懦的人，就必然有获胜的可能，因为怯懦能够使人失去镇静。
只有遇到深思熟虑的谨慎的人，他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样的谨慎同样可以说是胆量，至少和胆量同样坚强有力。
但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在所有谨慎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胆怯的。

在军队中，大力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决不至于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在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和规定下是服从更高的意志的，是受上级思想的支配的。
胆量在这里，就象是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其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
因此，如果说军队受已成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的控制，那么，指挥官就必须受深思熟虑的约束。
指挥官在行动中如果只靠胆量，就很容易造成错误。
但是，这种错误还是可嘉的，不应该和其他错误同等看待。
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
这好比生长茂盛的杂草，它们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
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说，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而已。
只有当胆量同服从背道而驰，因而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
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危害，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